摘  要：中国大运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流转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并能够为当下提供必然性和合法性说明。在当代中国和世界语境中建构和传播中国大运河文化，必须从形象与意义两个核心维度出发，推动大运河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双重循环。从文化形象维度来讲，可以通过“符号—空间—记忆”的表征循环，把握其在形式、内容、意义间的结构关系，实现唤醒文化基因、建构文化空间、理解文化意义的目的。从文化意义的维度来讲，可以通过“概念—表征—规制”的意义再循环，实现确立概念图式、搭建消费场域、规制文化文本的目标，让中国大运河文化能够实现引导规制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的作用。同时还应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通过更新文化叙事方式、凝聚关系结构和空间规制原则，推动中国大运河文化的活态延续和创新发展。

关键词：中国大运河；文化形象；文化意义；文化循环；传播创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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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2-26

*基金项目：沪苏浙皖“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重大问题研究”专项课题（19CSJ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秦宗财，男，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扬州  225009），主要从事文化传播学与文化产业研究。杨郑一，男，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总台）记者，（江苏扬州  225009）主要从事文化传播、广播电视事业研究。

中国大运河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交通运输动脉与经济文化纽带，中国大运河在形塑中华主体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也成为传承和延续民族集体记忆的特殊载体。自2014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中国大运河的遗产价值与空间价值得到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1]201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提出了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性建设的顶层设计。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来到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城市扬州，考察调研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情况，充分反映了中国大运河在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建设体系中的重要性。

从本质上来看，文化遗产可以被视为一种集体记忆的载体。对于特定的国家、民族或族群来说，传统文化成为蕴藏其文化基因、见证其历史脉络、书写其集体记忆的载体，并为其当下的本质特征、核心精神、价值理念提供必然性和合法性的历史依据。在后现代与全球化叠加的文化语境下，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需要创造性地发挥文化遗产的作用，以其涵养文化根性、实现承传接续、塑造文化形象，达到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的。作为一项线性活态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在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集聚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纪念场所。就现实情况而言，诠释中国大运河文化需要一种多元化的、综合性的叙事文本，以“区域—断代”或“民族—帝国”为路径均难以完整表达其深厚内涵与复杂意指，因此有必要引入空间和记忆视角，探寻中国大运河文化在历史与现实、空间与记忆、民族与世界等多元关系中建构文化记忆“凝聚性结构”[2]的路径，以此明晰在当下世界语境中锚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观念，保持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内向凝聚力，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

一、符号·空间·记忆：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形象表征

“形象”是“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异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形象因为是他者的形象，故而是一种文化事实”[3]。而“文化形象”则是关于某种文化的一整套文学的或非文学的“表述系统”，其形成是自我塑造并被他者认可的过程，是历史与现实重新组合编辑的产物，能够转化为促进主体文化发生发展的重要资源，也能够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理解中国大运河文化形象，需要从文化基因、文化空间与文化记忆的维度中去深入探寻，充分把握文化形象与文化历史、文化现实、文化记忆间的结构关联，通过“符号—空间—记忆”的表征循环，推动对中国大运河在形式、内容、意义维度的生产，因此实现对中国大运河文化形象的符号表征和意义宣认。

（一）符号表征：诠释中国大运河的文化基因

符号/符码是文化的表征形式，文化要依靠符号的表征得以保存、理解、传播、发展。因此也有学者指出：文化的“记忆程序”不像动物性记忆根植于基因遗传，而是依靠一套复杂的、等级化的符号系统来实现①。文化形象是由符号所建构，是文化基因经由符号文本书写编辑的结果，人们用文学或非文学的符号建构文化形象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特定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注入其中，使其拥有了核心价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典型文化形象，往往具有象征其标志性的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念的功能，为形塑其民众的民族文化心理提供了载体。从此意义上说，中国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人工河道，而且在它25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华民族文化融合汇通的结果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大运河催生演绎了无数历史场景和历史故事，承载了诸多文化问题的符号语境和符号意义，是中华民族温和、包容、开放、联通集体性格的重要源泉，已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形象的重要表征。在当下语境中形塑中国大运河文化形象，需要在大运河文化基因与大运河文化形象间建构“符号—意义”的阐释体系，讲清楚中国大运河“是什么”这个基本命题，将其从基础的物化世界中区分出来并文本化，以此来更好地实现其文化价值。就其内向维度而言，中国大运河文化形象的深度建构可以帮助人们认知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意识，形成和强化文化认同和文化表达的根基，成为唤醒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位点；就其外向维度而言，通过呈现中国大运河文化蕴含的普世价值，既彰显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又能表达价值共识的共享文化信标，从而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支持。

（二）空间呈现：形塑中国大运河的景观形象

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空间可以作为一种媒介形态来考察。中国大运河流经6个省和2个直辖市，沟通了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形成了交往密切、兼容并包的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孕育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大运河文化。在中国大运河修建、流转、延续的过程中，既形成了绵延千里的物理空间，如河道、船闸、村镇、景观等，也形成了富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作为一种超大型的人工建筑物，中国大运河能够建构起中华文化与民族记忆的纪念性空间，实现对当代社会文化和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修辞。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就认为：纪念性空间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回溯性功能，即让人们回溯历史，唤起人们的记忆；二是前瞻性功能，即通过纪念空间的营造，将历史事件与未来发展相互勾连，使人们通过参观纪念空间而获得历史认同，从而确定未来发展。②

中国大运河作为一种纪念性空间，可以通过三种形态的勾连，在历史、现实与未来间呈现凝聚性记忆结构。首先是地理空间，一切神话、故事或叙述都需要在特定的场所发生，大运河包容了广阔的地理场所，并使之活态地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因此让人们可以在当下场景中体验历史场景与历史遗存，从而回答好“我从哪里来，向哪里去”这个根本性问题。其次是景观空间，中国大运河沿岸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景观空间，包含河道景观、遗产留存、生活方式、民俗场景等，具有独特的精神和遗产价值。因此也有学者总结指出：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现实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建构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空间，是连接民族情感、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对于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4]最后是文化空间，文化空间是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与活态传承的场域，是大运河文化的汇聚与***。大运河文化通过空间媒介的转述，***呈现为中国大运河的文化形象，从而为人们所观察和欣赏，并与之建构起密切的文化心理联系，因此文化空间除了生产文化产品外，还承担了社会关系的生产，从而赋予中国大运河以“当下性”的意义，实现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间的有机联结。

（三）意义框架：理解中国大运河的文化记忆

文化形象由文本到空间再到记忆的转化，从本质上讲是人们基于集体意识需要对“文化文本”进行的再编辑、再加工和再修正，是为人们基于当下需要对历史文化进行“引证”和“论辩”的过程。文化记忆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扬·阿斯曼（Jan.Assman）就认为文化记忆实际上创造了一种交流框架，并指出：“作为过去的过去”与“作为当下的过去”之间存在着的紧张关系，是理解文化记忆的一个关键因素③。文化记忆与文化形象的关联能够为文化形象的建构传播提供基础和规制。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类型，文化记忆的形成实际上反映了人们主动社会选择的结果，被选择的记忆元素得以激活繁荣，而被抛弃的集体记忆则消亡离散，其最终结果正如法国文化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那样：“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5]

对于中国大运河而言，外塑其形，内蕴其神，通过文化形象的塑造，唤醒民众的集体记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文化记忆提供了内在稳定性，中国大运河拥有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和精神内涵，但是由于个人具身经验的有限性，在现实情况中想要做到全面准确的理解并不容易。相较于人们在阅读符号文本时的任意性理解，文化记忆具有相对静态、稳定的特点，因而能够帮助人们更好的定位并确认自身的身份归属，从而成为引导传统文化向现实观念转换的桥梁。其次，文化记忆提供了历史厚重感，中国大运河文化体系是活态、流传、生生不息的，对于其文化表征而言，其现实形态上往往叠积了复杂的文化意指，这些文化意指需要借助文化记忆来进行解读和阐释，从而使得文化观念和文化意义得以深入并固化在人们的文化活动中，让大运河文化形象更加具有历史厚重感。最后，文化记忆提供了文化自信的源泉，征召和弘扬中国大运河文化形象，最终目的是在文化生产中将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体验和认同转化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此过程中对文化记忆的选择和强化能够建构起广泛的文化认同，深化人们对大运河文化的认知和信赖，使其最终转化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

二、概念·表征·规制：中国大运河文化的意义再生产

文化形象只有经由传播活动进入社会关系生产，才能充分发挥其活性与作用。作为一项伟大的历史遗存，中国大运河的精神文化价值不应被局限在过去，而是应该积极进入当下的文化再生产之中，成为繁荣当代中华主体文化，增强家国民族观念，传播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ull）在研究文化问题时提出了“文化的循环”（the circle of culture）理论，认为文化产品的生产是包含表征、认同、生产、消费、规则等五个环节，具有复杂结构的“文化环”④。根据霍尔的理论，在大运河文化生产的循环中，通过大运河文化形象在不同文化框架中进行“接合”（articulate），实现“概念—表征—规制”的意义再循环，达到表达和定义复杂文化意义的目的。因此，在中国大运河文化再生产的实践中，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推动文化意义的再循环建构，为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发展更新注入活力和意义。

（一）概念图式：中国大运河文化意义的再生产形式

概念是人们对某种事物的解释，概念图就是人们共享解释语言符号的同一方法。霍尔就指出：“思考‘文化’的一种方法是以这些共享的概念图、共享的语言系统和驾驭它们之间转化关系的各种信码为依据”。④中国大运河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意义系统，其中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符号文本和多种多样的概念意指，反映为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因此必须通过共享的文化信码进行表征，确保人们在接触大运河文化的时候能够以相同的方法去解读其概念意指。推进大运河文化的再生产，需要统筹把握文化实践内部生产和文化实践间生产两种方式。所谓文化实践内部生产，即对文化实践原生形态的传承和保护。中国大运河文化包含多元复杂的文化表现形式，包含口头传承、技艺传承、文书传承、民俗传承等多种方式，建构和延续中国大运河的文化意义，就需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大运河文化实践的原生方式和典型符号，使其在文化交融中能够继续保持自身特质，从而避免文化遮蔽或文化覆盖的发生。所谓文化实践间生产，是指从不同文化实践间的转化，如民俗历史用戏曲演艺的方式表达、传统劳作场景用器物雕塑来展现、地方文化记忆用书籍文本来整理等，通过在不同文化实践间进行转化，能够拓展大运河文化的实践途径，丰富大运河文化信码的表征形式，使得各种文化形态能够在相互补充、共存共荣中传承活化，发挥作用。

（二）消费场域：中国大运河文化意义的转化路径

文化意义的社会表征指向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环节，是文化意义经过挖掘、发现、整理、改写之后进入当下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推动中国大运河文化意义的社会表征，实际上就是为中国大运河提供在当代文化生产与消费中的操演指向和记忆重现，通过将大运河文化与当代社会的精神价值进行有机结合，使之转化为社会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开发内容，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需要，并成为生产社会知识和话语的一种方式。

具体而言，第一，要明确中国大运河文化传承的历史语境，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能够产生截然不同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加快推动大运河文化叙事的系统化、当代化、品牌化建设，对大运河文化包含的显性、隐性知识及其社会话语进行系统性挖掘和创新性转化，处理好“讲什么、怎么讲”这个关键性问题，使得大运河文化的意义明确、内涵鲜明。第二，要把握好统一、差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加强对大运河文化的意义表征，深描其内涵框架和观念话语，以共通的文化根脉为大运河文化生产提供丰富资源；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大运河文化意义的多样化呈现，用各式各样的形态展示中国大运河的文化魅力，形成多元的文化消费路径和丰富的文化体验场景，更好的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体验和文化产品需求。第三，要把握好传承与建构的关系，文化意义是在不断的反复生产中被建构和传播的，每一次的生产都是一个传承与建构的互动实践过程，因此要文化生产中充分把握传承性与建构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让大运河文化的生产既能够传承文化根性，也能够体现时代性和创新性。

（三）行为规制：大运河文化意义的再生产文本框架

文化再生产的核心是意义的再生产，即让文化意义发挥现实作用。正如扬·阿斯曼（Jan Assmann）所说：“在这种互动中循环着的，是一种经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回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即共同的价值、经验和理解形成了一种积累，继而制造出了一个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和‘世界观’。”[2]推动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再生产，终极目标是使其精神价值得以指导和推动人们的社会行为，形成文化和身份的认同，并使之成为推动文化更新发展的精神支撑。发挥中国大运河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将其在转化为中华主体文化生产中的重要“象征物”，使其有机的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大运河的规范性文本价值。正如阿斯曼所说的，规范性文本出场的目的在于教会人们辨别是非、选择怎样的社会生活方式、遵守怎样的社会秩序，并指明正确的行事道路[2]。在当下语境中，中国大运河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其本身河道交通的范畴，而是被用来比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兼容并包、温和谦逊、勤劳奋斗的集体品格，推动大运河文化的再生产，就要让大运河蕴含的民族品格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文化记忆和公序良俗中，为人们感知和表达文化提供基准线和位置感，引导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文化生产的方向。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大运河的定型性文本价值。对大运河文化的挖掘传播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回答“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让中国大运河文化的神话演绎在现实信仰与传统文化间形成张力，教育引导人们在当代价值框架下培育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从而在人们社会信仰的形成过程中提供规范性指引。

三、叙事·框架·消费：中国大运河文化传播创新

在文化循环的过程中，媒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正如霍尔所言：“意义还通过种种不同的传媒生产出来，尤其在目前，通过复杂的技术，通过现代大众传媒这种全球通讯手段生产出来，这使得意义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文化之间循环起来……”④。推动中国大运河文化的传播创新，需要综合借助各种媒介手段的力量，充分动员“符号—空间—记忆”的文化形象循环表征和“概念—表征—规制”的文化意义再循环的双重循环作用，实现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准确把握文化符号和文化概念间的叙事方式

文化形象和意义的传播本质上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息传递，其中符号互动与符号叙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当代叙事学理论认为，每一个叙事文本都包含两部分：一是故事，二是叙述（或话语），故事意味着“讲什么”，叙述意味着“怎么讲”。“叙述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叙述什么故事和如何叙述故事……探讨在叙事中情节被如何结构，素材被如何组织，讲故事的技巧，美学的程式，故事的原型，模式的类型及其象征意义等等”[6]。在大运河文化的循环表征中，符号与概念间的转化是传达思想和意义的渠道，是实现文化基因向文化意义过渡的重要中介。开展大运河文化叙事创新，需要在逻辑、介质与生态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以此更好地讲述运河故事，传递文化意义。所谓逻辑是指组织符号与概念的方法，大运河是宝贵的文化遗存，其在隐含意义和价值维度上还有广阔的田野亟待被发现与利用，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大运河符号元素的征召，用更加丰富的符号文本来唤醒和编辑人们的社会概念和社会记忆，用人文精神而非物化精神来保持运河文化的发展逻辑，以此复苏运河文化记忆，激活运河人文空间。所谓介质就是对新的讲故事技巧的运用。学者研究发现：“在共同的对话中，介入的声音越多，被回忆的内容也就越准确和接近事实”[7]，因此在传播运河文化的过程中，加强对传统媒体介质的融合性使用和新媒体介质的创新性使用，加强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符号生产能力，形成更多关系连接与文化体验，形成多种媒体介质间的文化共鸣，以此激活更加强烈的文化感受和文化认同，更好的保护和维系大运河文化的根性。所谓生态就是要提升文化叙事的多样性，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我们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护大运河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形式，在文化形象与文化意义间建立良性互动和密切联系，以此实现表达运河叙事的多元可能，让大运河的文化资源得到更多的释放。

（二）密切文化文本与文化框架间的凝聚关系

扬·阿斯曼曾用“凝聚性结构”解释人们的文化活动与文化记忆之间的结构关系，他指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利用参照框架来记录和寻***忆，记忆不可能存在于这个框架之外。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独有的重复使用的文本、图像和礼仪，通过对它们的‘维护’，这个社会和时代巩固和达成关于自身的图景。”[2]正如前文所述，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种集体记忆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不应该是静态的、固定的，而应该充分体现出生产性、加工性和实用性，成为人们积极主动的文化创造活动。创新传播中国大运河文化，就需要通过对其形象和意义的仪式化使用，建构其话语规范与解释框架，激发人们的文化生产能动性和自觉性，从而更好的动员和激发其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要通过反复形成和完善话语体系。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要在文化创新生产中结构性、连续性、实践性地进行运河文化话语的生产，将中国大运河放置于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宏观维度中去选择、加工和重建，有效克服文化体系破碎化、单一化、割裂化、简单化等问题，从而深化对大运河文化资源的积累和创造，使其始终拥有勃勃生机。

其次，要通过加工更新和整合话语框架。框架是文化基因、文化形象与文化意义间的联结机制，框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而是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建构产生的。在开展大运河文化生产和创新的过程中，要重视对话语框架的创新，使其既体现出历史根性，又具备时代活性，特别是重视对历史文化的仪式性使用，使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意义被有机整合起来，使其形成内在统一、相互联系的概念体系，从而指导人们的认知图景。

最后，要通过整体把握和凝聚文化资源。整体反映对文化建构过程和文化建构结果的把握，是对文化生产结构的建设。在大运河文化创新中把握整体性，需要在文化生产结构各个要素间提供建设性结构，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都纳入考察范围，特别是大运河包含了巨型的文化交流网络，贯穿在中华文化对内生产和对外传播的全过程中。因此更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视角，将其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巨大的知识体量整合为凝聚性的符号文本，以此实现对当下社会个体意识的呼唤与统合，并在内外传播中彰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三）科学统筹文化消费与文化空间间的规划原则

文化空间的建构能够为人们的文化消费和文化创造提供支持，而文化的消费和创造又使得主体文化更广泛地接入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使得文化空间更加呈现出建构性和发展性。因此，在推动中国大运河文化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对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能够有效的促进文化发展、文化消费和文化创新等活动。

第一，要科学规划大运河文化延续展示的公共空间。中国大运河的文化形象源于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包含了丰富的景观、遗产、民俗、戏曲、社火和生活场景，他们有的依托特殊的场景展示，有的涵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都具有显著特色和独特价值。推动大运河文化生产传播，需要统筹把握不同文化元素的特点，建设提供他们各展所长的公共性空间，引导他们相互沟通、相互支持，从而为大运河文化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

第二，要加快建设大运河文化生产转化的消费空间。文化活动只有嵌入人们的公共文化消费中，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活力和资源。加强大运河文化的创新发展，就要加快大运河文化消费空间的建设，特别是充分把握好大运河文化带国家公园建设等重大机遇，使得大运河文化在当代人们的公共文化服务中被广泛的展示、传播、消费，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并获得源源不断的内生发展动力。

第三，要重视规制大运河文化传承延续的记忆空间。记忆空间的价值在于保管和征召中国大运河的文化意义，为其历史性、传承性提供合法性支持。在当代全球文化多元竞争的背景下，记忆空间是民族文化传统和集体观念的寄居之所，没有记忆空间的支持，民族文化记忆就很容易走向分裂和消散。规制大运河文化记忆空间，需要充分动员文化管理机构、媒体宣传机构、学术研究机构等的综合力量，形成挖掘和延续民族文化的行动自觉，特别是要应对好融合传播时代文化生产资本化、碎片化、随意化等问题，以此应对好中华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冲突和文化竞争问题，维系好中国大运河精神文化的精神内核和文化活性。

四、结 语

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中国大运河作为中华主体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具有重要的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价值。一方面，中国大运河的文化意义正在被重视和宣认，成为承载国家文化形象和民族历史镜像的重要载体。对中国大运河文化形象和文化意义的建构传播能够在塑造国家形象、提升文化竞争力和实现国家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关乎到当代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建构生成，可以说目标远大、意义重大、作用巨大。另一个方面，，当代中华文化的生产面临着复杂局面，既有来自外部异质文化的竞争和覆盖，也要解决好整合文化资源，保持文化多样性，提升文化传播力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广泛兴起之后，当代文化生产已经走进了更加复杂的时空维度，带给我们更多的挑战和难题。从这个角度讲，建构和传播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实践还远未走向终点，加快建构具有中国形象、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大运河文化体系既能够成为促进中华文化主题文化延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一项亟待深入推进的重大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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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康澄：《文化记忆的符号学阐释》，《国外文学》2018年第4期。②参见Hue-Tam Ho Tai：“Pierre Nora and France National Mem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6. No.3， 2001:906-922.③参见Assmann, Aleida. Canon and Archive : Cultural Memory Stu***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J].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s, 2008：97.④参见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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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6，145-146,147,6.

[3][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J].中国比较文学,1998(4):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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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尹鸿.当代电影艺术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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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160.

Research 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of the Grand C*** in China

Qin Zongcai and Yang Zhengyi

Abstract: The Grand C*** in China is a treasur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inues the cultural gen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an provide the inevitability and legitimacy for the present. To construct and disseminate Chinese Grand C*** 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world context, we must proceed from the two core dimensions of image and meaning to promote the double cycl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Grand 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mage, the representation cycle of "sign-space-memory" can be used to grasp its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among form, content and meaning, so as to realize the purpose of awakening cultural genes, constructing cultural space and declaring cultur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meaning recycling of "concept-representation-regulation" can realize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conceptual schemas, building consumer fields and regulating cultural texts, so that Chinese Grand C*** culture can realize the role of guiding and regulating cultural concepts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 should promote the active continu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rand C*** culture by updating the way of cultural narrative, cohesive relationship structure and spatial regulation principle.

Key words: Grand C*** in China; Cultural image; Cultural significance; Cultural cycle; Transmission of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