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熟悉的蒋昌建，是舌战狮城的辩手，是儒雅博学的大学教师，也是机敏睿智的主持人。这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对自己一直都有着严格的设限，只参与科技、教育、文化三个领域的节目。10月30日下午，蒋昌建作客扬州讲坛，就青年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确定的挑战和不确定的应对”为题开讲。这位在他自己口中的“普通教师”，与大家共同探讨了普通青年面临的八大挑战。演讲结束后，蒋昌建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变化中的挑战
 
记者：1993年，我们在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上感受到您语言的魅力。在总结陈词时，您引用了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去寻找光明”。那个年代，是诗歌的年代，更多的年轻人谈诗歌、谈哲学、谈美学；今天更多的年轻人，看的是综艺，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蒋昌建：每个时代的媒介范围都不一样。比如现在的孩子，生活在电视、视频媒体比较兴盛的时代，电视媒体和视频媒体要比我们以往呈现给年轻人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也会以一个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播。有些综艺还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比如《典籍里的中国》《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让观众通过综艺的形式去学到一些知识。我觉得这一点恰是我们要针对年轻人的成长媒介环境，以及他们接受新信息的特点来考虑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并不是所有与知识相关的内容，都能够单靠综艺去提取深厚的养料。所以我们也要反思一下，我们能不能够有其他获取知识的渠道和途径。当然，在这些渠道和途径没有发现之前，我们正好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把它创造出来。

记者：从1993年的最佳辩手，到复旦大学的老师，以及主持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最强大脑》，这一路走来，你经历过怎样的挑战？

蒋昌建：我上电视节目是有选择的，我只做科普、人文和时政的节目，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像《最强大脑》《智造将来》《初入职场的我们》《今晚》，都是围绕科普教育、人文和时政这样的主题。这样的主题，我基本把它设想为一个课堂，所以我内心没有太多的起伏和变化，它是我课堂的延伸，所以我没有特意来对自己做一个转折或者是改变的行动。

记者：比如说今天的扬州讲坛，依然是面对大众，就像在课堂上。

蒋昌建：对。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最”之间的取舍
 
记者：从最佳辩手，到《最强大脑》，您的轨迹常常与“最”联系在一起，在别人看来，一定是精彩无限。另一方面，您又舍弃了外贸、房地产等炙手可热的行业，在取舍之间，您的标准是什么？

蒋昌建：体验，就是这个词。就是做外贸，做房地产，给自己带来的体验是什么？就是你快乐吗？我做得还不错，风生水起。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自己能够创业，也不是自己有决定权的职务。就是一般的职务，在那个职位上做得风生水起。但是我会回过头来思考，这是不是我要的生活？你快乐吗？你幸福吗？如果我的答案好像不是，就是我的自己的那种美好体验，不是靠数字来衡的，那我就会改变我的人生轨道。

记者：刚才您在讲坛上也说，你一直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与人争的人。用现在的词来说，就是比较“佛系”的一个人，但是一定会把自己做到最好。

蒋昌建：就把自己做到最好，我不争。因为我性格中不是一个争的人。

记者：从哲学的范畴来说，争就是不争；不争就是争。把自己做的最好也是一种争。

蒋昌建：对，因为你做到最好，别人分配任务的时候就会想到你，对吧？你比较踏实。那么，也许对你来讲，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机会。但是我不会去争。
 
传统中的突围
 
记者：我们获取信息的端口，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您觉得传统媒体如何突围？

蒋昌建：现在很多传统媒体在自己的阵地上做了转变。我觉得主要做到三个结合。第一个就是要和观众的阅读习惯相结合。你主要的受众群在哪里，他们的阅读习惯是什么，或者是偏好是什么。第二就是你要基于这些方面要做一些大胆的改革。就是怎么让自己的编辑的思路、编辑的方针，紧密地跟受众阅读习惯结合在一起，然后通过技术的手段，让你的信息能够触发更多的受众。第三个是人力资源。就是从事传统媒体的团队，要有一个演化、迭代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有。我不太赞同传统媒体从业人员年龄上老化的说法，主要是在于是否能够有终身学习的能力，是否能够把学习的东西转化成为服务方式的革新上，那么再老也不算老。

记者：扬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城市，古老又年轻。目前扬州也在打造智慧城市，您作为“智慧男神”，能不能给我们扬州一些建议和意见。

蒋昌建：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数据。城市是否能智慧起来，取决于这座城市怎么对待数据这件事情；第二就是要靠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和算法，让数据能够跑得起来，转得起来。然后，针对我们一座城市的管理和服务目标，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智慧服务。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有与我们智慧服务、智慧治理相配套的一些规范。这个规范呢，就是要有规矩。因为有些技术手段是双刃剑，如何既保护公众的利益，同时又使得公众利益得到最大化，这方面需要通过规范达到权衡。最重要的是有要需求，无论从民众、企业、社会还是政府本身，都要有推动智慧城市向前发展的需求。（本报记者/刘晨薇 俞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