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长期处于正统地位，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儒学成为正统的过程中，董仲舒是一位关键人物，汉武帝采纳他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影响及于后世2000多年。

汉初吸取秦代覆灭的历史教训，统治者崇尚黄老之术，采用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之策。经过约70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国势日盛，但在之前的景帝朝，又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如何治理一个强大的帝国，巩固中央政权，防止割据与分裂？时代呼唤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根本方略。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令各地举荐贤良文学之士百余人，探讨治国方略。作为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名列其中。在这次策问中，汉武帝连发三问，董仲舒连答三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儒学思想和治国方略，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加以继承和损益，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这场策问之后，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异母兄，因平定七国之乱有功，被封为江都王，封地江都国即今扬州一带。史载刘非“素骄，好勇”，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意在让他教化刘非，避免重蹈吴王刘濞的覆辙。应该说，这一任命颇具眼光。刘非确实有称霸之心，董仲舒也适时予以规劝。有一次，刘非将董仲舒比作管仲，暗示董仲舒像管仲辅佐齐桓公那样辅佐他，实现他的称霸之心。面对刘非的试探，董仲舒引经据典，进行规劝，说得刘非不得不点头称是。正是在这次对话中，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也成为儒家义利之辨中的经典，激励了后世无数士人。

董仲舒的治道思想将君臣礼仪、世道伦理、自然现象都包蕴其中，儒家学说由此形成了新的面貌。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从2000多年前的人们的认识水平来说，又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也包含了对王权的制约和对民生的关怀。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的主张。在江都国，董仲舒实践这一主张，力行儒家的仁义礼智，移风易俗，使社会走上正道。董仲舒任江都相十年，将江都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汉书·董仲舒传》中说，“教令国中，所居而治”。

董仲舒在扬州虽只有十年时间，影响却非常深远。元代曾在瓜洲建有五贤书院和五贤祠，董仲舒与宋代的胡瑗、王居正、李衡和文天祥并称“五贤”。清代春秋公羊学复兴，扬州学派中，阮元、凌曙等学者，治公羊学均卓然成家。阮元在广州、杭州创立两所学校，悬挂由他亲撰亲书的一副对联：“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以阮元学界泰斗的地位，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清代的两淮盐运使司，相传为董仲舒故宅，明代起在此建祠祭祀。后来将董子祠移至盐运使司西侧北柳巷的正谊书院中，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御赐“正谊明道”匾额，悬于祠内。此外，扬州正谊巷、大儒坊、贤良街（今萃园路）等地名，都与董仲舒有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位于东关街的武当行宫则开办了一所“仪董学堂”，“仪董”即是以汉代大儒董仲舒为楷模的意思。这座学堂，就是后来人才辈出的扬州中学的前身。

文、图：刘明 高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