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转型期，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化，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的形势倒逼我们国家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出发，合理利用好权力，减少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创新政府体制结构，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结合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促使政府向服务型转变。面对政府的“权力清单”和企业的“负面清单”，进一步激发政府机构工作潜能，盘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更多的红利给人民群众，促使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更加的合理化。但是如何处理好取消、下放政府审批权力后的监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监管缺失

（一）该放的不放

各级政府部门对取消、下放审批事项采取“迷茫”态度，出现一些明减暗增、中途截留、增加变相审批等环节，该放的不放，企业享受不到政策的红利。对于中央明确要求取消、下放的审批环节，地方采取层层拖延，有些项目以其他的名称或者形式出现，特别是对于新增加的项目竟然出现无人能管的问题，导致换汤不换药。对于一些审批事项程序不清楚，把企业的诉求采取踢皮球的方式，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化运行。

    （二）该管的不管

取消和下放一批审批事项后，政府部门不应该出现“一边扔”的态度，应该有一定的审慎心理，要在熟悉下放机关的工作能力之后做到“边扔边补”，补齐下级机关的短板，抓好监管工作，不能放任自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大潮下，要紧紧牵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牛鼻子”，同时对于一些违规违法行为，要依照法律法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抓好后续监督管理的工作，要砍掉手中的权、去除部门的利、割掉自己的肉。计利当计天下利，要相忍为国、让利于民，用政府减权限权和监管改革，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释放。以舍小利成大义、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三）缺乏立法性

一个企业要拿到生产许可证需要走很多的程序，跑很多的部门，有的甚至需要2-3年的时间，在市场经济形势多变的前提下，这必然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政府的审批权过多，程序过复杂，处罚形式多样，简政放权势在必行。市场经济其实是法制经济，政府权力过大、事项混乱、效率低下，严重抑制了市场的活力，滋生了政府大量特权以及腐败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只有在权力清单规定的才是合法的权力。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必须在宪法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定下进行，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适时修改和补充一些规章制度。

    （四）缺乏公开性

推进简政放权，严格管钱管权，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增加市场的活力。但是，一些地方机构监管制度不健全，一些干部不作为、胡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时有发生。政务不公开，权力下放过快，缺乏相应的监管以及指导措施，造成一定程度的庸政懒政怠政，也缺乏相应的群众监督，不能很好的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政务信息的运行，不能及时的全面公布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不能分门别类的进行全面梳理行政职权，不能逐项逐条的进行合法性审核，不能广泛的听取专家、基层和社会大众的意见，没有尊重当地的一些实际情况。政府工作的重心要从事前的资质审批转移到事中、事后的过程监管上来，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实现政府职能向创建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转变。

    二、建议措施

    （一）加强思想性转变

要认真贯彻中央、省的有关工作部署，解放思想，转换观念，要有改革的勇气、创新的思路，减少审批、优化流程、提高效率、改进服务，不断提升行政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力度，要从市场和企业的角度出发，对改革的效果要做好相关评估工作。要有“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切实落实好国务院下放的审批事项的决定，各政府部门要承接好相关事项的审查责任，规范审查、严格把关。要加强相关政策的研究、解读工作，对取消和下放一批审批事项，上级机关应该加强工作指导和及时的监督检查，促进各部门简政放权工作的科学、有序进行，切实履行好各自的职责。

    （二）完善审批制度建设

取消、下放一批审批项目的难点在于权力清单、行政审批程序以及后续监管的模糊，这就首先要求各级部门明确简政放权的权力范围，制定好一份权力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晒出行政许可权，公开相关审批细则，不断削减行政审批事项，保证权力在法律框架内运行，不能超脱法律之外，不能自我赋权，不能进行权力扩张，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扎紧头上的“紧箍咒”。要真正做到放权，需要逐步的并拢权力，从以前多个部门的审批到现在集中在一个部门窗口办理，减少繁杂重复的手续，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升政府在企业、百姓心中的形象。为了防止取消、下放的审批项目工作落实不到位，政府部门可以授权立法部门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审查方式，对具体的审批事项进行摸底排查，同时把监管结果进行网上公布，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在政府、立法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人民大众的社会综合评议中去检验，达到“社会共治”的效果。

    （三）建立相关问责机制

问责机制是在实践的倒逼下产生的，这就要求各级审批部门落实好“谁审批、谁监管”原则，设置好责任清单，平时做好本部门审批事项的监管工作。在相关的审批事项上要写明审批经办人、监管负责人的名字，按照事务公开原则，向社会告知，接受社会监督，并进行相关备案，在以后处理群众举报或者媒体跟踪中，可以作为追责的依据。对于在工作期间，因为决策严重失误、工作失职、监管不到位，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乱用职权、实施违法行政行为，因为审批项目吃卡拿要、“送人情”等方式帮助企业或个人骗取审批资格、弄虚作假的，要进行监管追责，承担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甚至追究法律责任。这需要相关的监管部门设置好统一的审批事项过错标准，使取消、下放审批事项相关的工作人员无险可避，防止“严”制度“虚”落实。

    （四）推进立法现代化

取消、下放一批审批项目不能无的放矢，要在遵循宪法、法律的规定下有序进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的转型，相关的立法工作要提前开展。要科学立法、提高立法的质量，对于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政府应该及时废止或修改原来的政策依据，细化分类标准，保证简政放权做到“有理有据”。在改革开放中，很多地方通过大胆的改革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出现了实践与当前法律法规不相匹配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立法先行，是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到立法全过程，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让地方政府的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让立法主动适应审批制度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审批制度法治化建设不能没有社会参与，不能成为脱离社会的法治化，法治应当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审批制度立法的积极性，真正做到科学、民主的简政放权，在社会共治的氛围下，促进政府向服务型体制转型。

    （五）组织人员培训审核

取消、下放一批审批事项，是国务院在综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下做出的决定，对于各级部门来说，很多习惯性的审批事项出现模糊不定的情况，这需要中央、省对地方相关部门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明确培训内容和效果，审查合格后发上岗证，理清审批界线，达到有责、有据、有人、有能。同时，应该加大对基层工作人员的配置倾斜，做好上下关于简政放权的承接问题，引导富裕的管理人员流向基层监管部门，加强省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规划与协调。对参与取消、下放审批事项的人员，应该要求每人签署廉政风险防控协议书，加大反腐倡廉力度，认真学习“两学一做”，要坚守职业良知、执法为民，自觉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情零容忍，对简政放权的相关事项零懈怠，在事中、事后的监管中要做到“公款姓公，一分一厘 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简政放权的清廉性，做好人民公仆，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使政府职能得到有效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