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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厅]邱震海：站在高处看问题

2014-07-18 11:04:38 来源: 作者: 【大中小】

导读：邱震海，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震海听风录》、《寰宇大战略》节目主持人，兼任同济大学教授、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德国之声》和《亚洲周刊》特约记者，以及香港、东南亚和欧洲媒体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人物名片】

邱震海，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震海听风录》、《寰宇大战略》节目主持人，兼任同济大学教授、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德国之声》和《亚洲周刊》特约记者，以及香港、东南亚和欧洲媒体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谈经历：
我与扬州有渊源

    2004年签约进入凤凰卫视之前，邱震海不仅留德八年，获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还有商界的经历，也曾任教于高等学府，此外还为报纸撰写外交专栏，堪称“三栖人”。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里”，丰富的阅历，为邱震海日后成为一名成功的时事评论员作了积累。“学术是我评论的基本逻辑，此外，阅历、经历丰富也是一种帮助。”邱震海说，搞社会科学，不像理工科有实验室，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的人来说，社会就是他的实验室。媒体工作者面对的是社会，不能光从理论到理论，需要经验，需要人生的顿悟。顿悟这个词，在邱震海的话语中很重要，一个人哪怕经历丰富，但一定要经过顿悟才能成熟；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虽有五千年文明，如果缺少了顿悟，也难称成熟。“对于我们而言，这个顿悟，就是思想启蒙。”某种意义上说，邱震海的节目之于观众，起到的就是思想启蒙的作用。

    扬州观众在收看《震海听风录》、《寰宇大战略》时大概不会想到，节目中纵论国际大势的主持人，与扬州颇有渊源。进入凤凰卫视之前，邱震海在香港一家上市公司任传讯部总监，经常带领香港记者往来于香港与扬州，对于扬州的慢生活，扬州的“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他都知之甚稔，特别是荡舟瘦西湖上的那份惬意，更让他记忆犹新。邱震海笑谈，当年他未始没有动过卜居扬州的念头。十多年后重到扬州，在游东关街时，他感慨颇深地对同行者说，当年他经常往来扬州时，东关街还不是如今的样子。言词之间，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意味。

    16岁起学德语，以及留德多年的经历，使邱震海的德语说得几乎和母语一样好。就在别人都认为留在德国发展才是上策的时候，邱震海却选择了香港。当年的他，英语不象后来那么好，选择香港是有一定困难的。但他的战略眼光让他做了这个决定。邱震海认为，第一，做人文科学，一定要立足于母体文化，才能找到自己的一方舞台。第二，西方社会已经高度发达，发展空间有限，而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有很大的建构的空间。第三点是他的直觉，认为香港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最好的出路，就是从香港回到大陆做新闻，“这是我的抱负和使命”；最差的呢，就是回到德国。20年的历程，证明了他当初的战略眼光。

谈战略：
大格局要清楚

    战略眼光使邱震海在思考问题时能够摆脱枝节的纠缠，如同庖丁解牛般直达问题的核心。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很多问题经他一分析，让人顿生“原来如此”的感觉。

    对于当前中国内政，邱震海有一个基本判断：今天中国大量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转型期问题,包括改革怎么推进、经济怎么化解、社会矛盾怎么处理等。比如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缺少核心技术与创意支撑等问题。从短期的政策来说，也会有所调整。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是政府要不要出手？“政府出手，相当于打强心针，它一定有作用，但也会有后遗症和并发症。”所以今天在经济方面的问题是，政府出手这招既不能再用了，又不能不用，出手又不能出重手，这将成为我们的“新常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好事，它会逼着你去改革。”

    身处香港，邱震海对最近几年内地与香港之间由于一些小事引发的争议有切身感受。以邱震海的眼光来看，香港与内地，虽同属中国，但第一历史渊源有不同，第二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差别很大，因此港人的心态开始失衡。加上内地为了挺香港，开放了自由行，接触得多了，自然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内地人喜欢大声说话，小孩子在马路上便溺等。其实原本都是一些小事，但这些小事在内地和香港一方自豪感上升，一方失落感上升的大背景下，就引发了大问题，而奶粉事件，则成为双方情绪的导火索。内地与香港之间，还有绕不过去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邱震海认为，关键还是在大陆方面。

    在外交方面，邱震海的战略眼光同样给人以茅塞顿开的感觉。在鉴真图书馆作专访时，话锋自然而然涉及到当前颇为敏感的中日关系问题。邱震海认为，谈中日关系，要跳出现在的一些纷扰，比如***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问题等。这些问题从孤立的意义上说，都是有道理的，但并非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中日关系置身于其中的整个框架发生了变化。”第一，冷战结束。冷战时代，中国处于美苏之间，更多地倾向于美国，共同对抗苏联，而日本则是美国的盟友，中美日之间，是一种“准同盟国”的关系。而今天冷战框架已经不复存在，形成了中、美对抗的框架，日本是靠在美国一方与中国抗衡的，所以中日关系带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中日双边关系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又带有很多中美关系的特征。第二，中日双边关系中，双方的历史定位在发生变化，走向秩序重组的过程。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是日本的老师，从明治维新起，双方的地位发生变化，日本两次侵略中国。但是现在，中国又一次恢复了在亚洲的老大地位，这样的情形，在中日关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对双方的民间情绪，都会产生冲击。

    “有了这样一个大的格局，再去看细小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了。”所谓大格局，用邱震海的话说，就是站在高处，才能知道我们的盲点在哪里，我们过去几百几千年的来路，以及我们未来的走向在哪里。

谈新闻：
悬崖边上跳舞

    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就是在悬崖边上跳舞。对于邱震海来说，也是一样，因为“凤凰卫视的主要市场在内地”，但邱震海不赞同把所有问题都推向体制。在体制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有他的无奈，但“无奈不是良心泯灭的代名词”。两德合并后，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当年东德的边防军，奉命向翻越柏林墙的人开枪。后来这些边防军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辩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但法官并不认可这一说法，同样是奉命行事，枪口是否抬高一寸是有区别的。“枪口是不是抬高一寸，就是在无奈和良心泯灭之间的空间。”邱震海说，我们永远都会无奈，但是无奈不等于说我们就去做昧良心的事。

    尽管空间是有限的，但媒体仍然可以尝试去组织一些讨论。邱震海认为，今日中国最缺的就是公共讨论的氛围，这种讨论一定是成熟的，而不是民粹式的。“把节目做成民粹式的，收视率可以很高，但品质一定不高。”做认真讨论问题的节目，一开始当然不容易引人关注，但只要坚持，别人慢慢地就会觉得，原来很多事情是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思考的，当上上下下更多的人都愿意收看并且参与讨论的时候，公共讨论的氛围就出现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报纸上是有这样的氛围的。但如今，网络由于其便捷性，成了新的言论阵地。但邱震海认为，网络也有碎片化的缺陷。自媒体时代，资讯越来越多，碎片也越来越多，人们从心灵上更加需要对问题的解析，对观点的提炼。所以，邱震海认为媒体人的阵地，更多地要从传统媒体转移到自媒体，互联网改变的只是外围环境，没有改变媒体人的工作性质。与此同时，在互联网的情况下，资讯越来越需要整合，更加需要对问题的解析，对观点的提炼。他承认：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是一种转型的阵痛，但是，这个阵痛的过程必须由我们这代媒体人来承受。

本报记者/刘晨薇高笑天摄影/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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