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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专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
2014-09-29 11:47:48 来源: 作者: 【
导读: 坐在2014中国·扬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的嘉宾席第一排,刘曙光在上台演讲前,认真地倾听着每一位国内外嘉宾的发言,不时记录着一些什么。茶歇的时间里,头发花白的他透过老化眼镜,认真地端详大运河申遗图片展的每一副图片,这里记录着他在之后演讲里说到的“我们卧薪尝胆、艰苦奋斗这么多年”的历程。为了大运河申遗,他来过扬州很多次,在56岁的刘曙光心里,扬州不仅仅是一座运河城市,还有别样的意义。

[专访]专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
    大运河是一个传奇的延续
   
       人物名片:刘曙光,1958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扬州是运河城市中的“发动机”
   
    坐在2014中国·扬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的嘉宾席第一排,刘曙光在上台演讲前,认真地倾听着每一位国内外嘉宾的发言,不时记录着一些什么。茶歇的时间里,头发花白的他透过老化眼镜,认真地端详大运河申遗图片展的每一副图片,这里记录着他在之后演讲里说到的“我们卧薪尝胆、艰苦奋斗这么多年”的历程。为了大运河申遗,他来过扬州很多次,在56岁的刘曙光心里,扬州不仅仅是一座运河城市,还有别样的意义。
   
    记者:大运河申遗成功,今年的运博会对于您来讲,是不是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刘曙光:今年来运博会,我的演讲主题是“中国大运河,一个传奇的持续”。两年前,我也站在这个台上发言,主要是介绍为什么中国的大运河申遗要采取“整体保护、片段申遗”的策略。转眼之间,两年过去了,这期间有太多挑战与压力,我们都走过来了。今年六月,终于梦圆多哈。
   
    记者:在多哈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前,是不是压力挺大的?
    刘曙光:给你说一个小故事吧。在大运河申遗的最后关头,面临着非常复杂多变的情况。我在多哈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见到了扬州的市长朱民阳,我问朱市长,感觉怎么样?他很自信地回答我,没有问题。我说,情况还比较复杂。他说,对呀,越是复杂,我们就越要来。如果今年不成功,我明年还要来,扬州还要为大运河申遗继续做工作。当时我真的很受感动。
   
    记者:您多次来过扬州,对扬州的印象如何?
    刘曙光:去年我们在扬州完成了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全线现场大考。扬州是一个很大气的城市,我觉得扬州这座城市和人民的胸怀是博大的。在整个申遗过程中,扬州发挥的不仅仅是一个运河城市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扬州在申遗过程中处于“发动机”的位置,现在将大运河保护管理办公室设在扬州,扬州是做的天下文章。本来,运河就是通天下的,现在扬州依旧是一个通天下的城市,很棒的。我来过扬州五、六次,但每次来都是和工作有关,以后会作为游客到扬州来游玩。
   
   
    写好大运河保护的“大文章”
   
    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迎来了它2000多年岁月里新的生命周期,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开启了新的篇章。刘曙光觉得,申遗成功不是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是有新的“大文章”要写。
   
    记者:围绕大运河的保护,您觉得我们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刘曙光:大运河申遗成功,意味着在申遗阶段我们所建立的保护管理机制和相关规划,已经获得了国际组织和同行的认可。从理论上、理念上、策略上、政策上,我们得到了一部分成功实践的检验。这包括大运河的“整体保护、片段申遗”策略;分阶段编制的多层次的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体系;国家、省、市、县各层级的会商和协同保护机制;专门设立的专家委员会咨询制度;以及覆盖大运河全线的遗产监测和档案体系等等。
   
    记者:未来的大运河保护管理与利用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刘曙光:针对大运河活态的使用功能、复杂的管理状况以及广阔的分布范围,我们要做好“整体保护”和“合理利用”两篇大文章。在“整体保护”方面,我们争取在未来的某一天,把那些自身价值非常突出,但目前又未被列入世界遗产清单的运河遗产扩展进清单内,使他们成为大运河遗产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得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变得更加充实、真实和丰富。比如说扬州的何园,它是完全符合进入运河遗产的条件的,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它不在名单之列。在“合理利用”方面,我们建议围绕着服务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的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努力把活态的、静态的运河遗产的价值与生动具体、多种多样的宣传和利用措施紧密地结合起来。
   
    记者:如何才能写好这两篇大文章?
    刘曙光:为了做好这两篇大文章,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保障,那就是继续保持大运河申遗阶段形成的各个部门、各个城市联动的工作机制。在国家文物局的总协调下,做好三个充分发挥,第一是充分发挥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城市联盟的作用,第二是充分发挥新近更名的大运河遗产保护办公室的作用,第三是发挥大运河检测体系的活力和效力。
   
   
    后申遗时代的挑战
   
    长达1000多公里的河道,58处形态各异、种类丰富的遗产要素,繁重的使用功能,使大运河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活态遗产。刘曙光觉得,从未面对过如此大规模体量,保护管理状况如此复杂的世界遗产,他倍感压力。
   
    记者: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体系监测预警国家总平台设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预计什么时候正式上线?
    刘曙光:目前,这个总平台已经在去年年底完成了系统的搭建工作,并且在不断的测试和优化中,计划在今年年底正式上线运行。现在,各遗产区都设有相应的平台,大运河遗产监测系统覆盖了31个遗产区。这是由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会议决定,从国家层面推动建设的遗产监测系统,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大运河监测系统的建设有着较好的顶层设计,基础扎实。
   
    记者:目前,监测是否已成为保护管理大运河的有效手段?
    刘曙光:虽然从国家的大环境上,从专业技术与业务规范方面,我们已经有了监测机制,但是整个中国世界遗产的监测工作还缺乏强劲有力和可靠的动力与保障。具体到大运河的监测,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些城市出现后继乏力的现象。因此我要呼吁,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和完善大运河监测工作,把监测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支撑我们的协调机制、落实规划的实施、促进承诺的兑现,实现对大运河的科学、有效保护。无论将面临多少新的考验与挑战,我们都将一如既往地充满信心和决心。
   
    本报记者/俞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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