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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厅]黄爱平:阮元一生得力于“勤”
2015-07-17 10:52:49 来源: 作者: 【
导读: 黄爱平:中国首位历史学女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央档案馆档案价值评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清史、思想文化史、文献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等著作多部,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并发表论文160余篇

 
一代通儒,汉学殿军
    提起阮元,扬州人总有说不尽的话题,有人用“九省疆臣,三朝阁老,一代名儒”加以概括。为什么阮元能取得这么多方面的成就?7月11日,黄爱平教授作客扬州讲坛,以“阮元的学术成就与经世实践”为题,为扬州市民讲述了历史上的阮元。
    在谈及清代学术时,王国维先生曾经说过,“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阮元生当乾隆二十九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在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中居于重要地位,“过去有人认为他是清代汉学的最后一个重镇,也可以说是汉学的殿军。”黄爱平教授解释,清代汉学的兴起,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扭转明末空疏的学风。汉学萌芽于清初,鼎盛于乾嘉,先后出现了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及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阮元可以说是清代汉学总结性的一个标志人物。”
    与明末空疏的学风相反,汉学强调实事求是,实学实习。在这方面,阮元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黄爱平教授介绍,阮元的祖父是一位武进士,他的父亲虽然没有做过官,但精通战阵谋略,特别重视《资治通鉴》,经常给阮元讲这部书。阮元后来说,他对于“两通”(即《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特别看重,认为读书人通了这两部书,熟知治乱兴衰的缘由和典章制度的变迁,就能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从政治理地方的经验。
    阮元一生,在众多领域取得成就,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作为一代通儒,阮元在经学、小学、目录学、校勘学,以及金石、方志、天算学、书画、笔记和诗文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他又利用在各地为官的有利条件,先后创办了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等,发展教育,培养人材。受他影响的后学成长起来之后,对于引领他们成长的阮元景仰有加。因此《清史稿》中说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从政注重实践
    政事方面,阮元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他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相类似,在从政生涯中,阮元强调“圣人之道,无非实践”,不是把圣贤之道挂在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实行。从政五十年,阮元不仅为官清廉,一介不取,而且善施慧政,用巧妙的办法解决难题。比如阮元在出任浙江巡抚时,当地有些地方有溺婴的习俗,即将新生的女婴溺死。碰上这种事,一般官员往往是发一通告示禁止,但阮元知道那样做很难收到实效,便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只要当地人家生了女儿,就可以去地方官那里登记,领取一两银子的喜银。一个月之后,再派人去查访,看那个女孩养得好不好。这样一来,当地溺婴的风气为之改变。阮元知道,人是有感情的,自己的孩子,抚养了一个月之后,建立了感情,人们就舍不得了。
    阮元还曾经在东南沿海一带剿灭海盗,定安地方,解除了当地数十年的海盗之患。东南沿海一带,在乾隆嘉庆年间,海盗一度猖獗。阮元到任之后,当即去了解情况,制定对策。他下令制造大船,铸造重炮,充实清军海军的力量。同时,他又针对之前东南三省各自为政的弊端,协调三省海防,统一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海盗。他还知人善任,重用有能力的总兵。经过一番整顿,为患数十年的海盗,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阮元以其勤政、慧政,在政事方面也取得了很高成就,他所任官的三位皇帝,都对他赞赏有加。
    “过去我们研究清代学术,尤其是对于汉学家,往往有一个误解,认为他们只知道从书本到书本,思想上缺乏创造性,对于国计民生也并不怎么重视,”黄爱平教授说,“这是一个误解。阮元就是乾嘉学者的一个代表,他既做官,又做学问,一身二任,两者结合得非常好。”在采访中,黄爱平教授指出,关心国计民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怀。包括像高邮二王,过去人们只关注到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但其实,他们在政治上也有所建树,率先上疏弹劾和珅的,就是王念孙,“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冒很大风险的。”
    黄爱平教授认为,阮元一生成就,得力处在一个勤字。“我总结他为政和治学的特点或者说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勤奋。在从政上,就是勤政;在学术研究上,就是勤学。”阮元从政五十年,不仅勤政,而且利用政事之余做学术研究,取得多方面的成就,“确实是非常勤奋,一般人不太容易做到”。


 
《四库全书》有助于文化传承
    历史上,扬州曾几度繁盛,清代也是扬州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今年是扬州建城2500周年,以一位历史学家的眼光,黄爱平教授指出,过去扬州的交通枢纽地位已经不再,但学术、文化是可以传承的,今天的扬州,物质文明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更应当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传承。
    黄爱平教授介绍,阮元与《四库全书》也有交集。在《四库全书》编成之后,阮元又留心收集整理了一些遗漏的书籍,并进献给朝廷,嘉庆皇帝赐名为《宛委别藏》。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七部《四库全书》,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文津阁珍藏,即“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即“南三阁”。因为允许读书人入阁读书、抄书,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后来这七部《四库全书》迭经沧桑,只有三部半留存于世。扬州文汇阁《四库全书》也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之中。近年来,扬州复制了全套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对此黄爱平教授评价甚高,“《四库全书》当年的编纂,引领了学术风气,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今天扬州这样的财力和眼光把《四库全书》全套复制出来,将来我想会有机会展示,供市民借阅,让年轻人有机会知道,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本报记者/刘晨薇 高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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